伍瑞遂被指控销售、以销售为目的持有高纯度可卡因，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党与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习近平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出：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第二，党内规则是可遵循的。制度笼子也不能是纸笼子、布笼子或者木笼子，否则笼子中的老虎就可以随意进出，对权力老虎根本没有约束。违规必究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也是长期执政的政党。按照英国政治学家海伍德的界定，政党是为赢得执政权力（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的人们组织而成的团体。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当前的时髦话。
党纪必须是可执行的，党德可以是大力倡导的。习近平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16]其次，国家对土地以及森林、矿产及水流所独享的所有权使这些标的物都成为不能移转的。
因此，土地国有化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局部改良（更换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取消阻碍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垄断权。[41]参见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1955年12月16日。（2）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荒地、大荒山、大盐田和矿山及湖、沼、河、港等，均归国家所有。他认为，草原、荒地归集体所有，造成无计划地滥肆开垦。
（4）沙田、湖田之属于地主所有或为公共团体所有者，均收归国家所有，由省以上人民政府另定适当办法处理之。[17]最后，由于国家独享土地所有权的结果，在苏联境内就不会有任何无业主之土地。
令人诧异的是，在1949-195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规定过城市郊区的部分土地可以征收或者没收为国家所有（参见上文所引1950年《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并没有颁布过任何关于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或城市的地产归国家所有的规定，但邓小平同志却在1954年制宪过程中称城市地产是国家所有的，没有什么问题。[28] 随后，宪法起草委员会按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教科文等单位划分了17个座谈小组，分头讨论和研究了这个草案（初稿）。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型耕作、化学处理等等，都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以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
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建议改为……都为全民所有。[30]《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编（四）》（1954年4月15日）中，资源来源同上，第129、131页。因此，国家所有权在功能上并不等同于普通的民法所有权，具有特殊性。
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19] 请注意，在这里只是想指出，前苏联法学并没有混淆国家对领土主权与财产法上土地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前苏联法学所建构起来的统一的、唯一的且由公权力来行使的国家所有权的理论是正确的。
1931年2月8日，在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中，苏区中央局明确提出： 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土地国有，土地国有的实现，只有在全国苏维埃胜利与全国工农专政的实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请注意，我们可以不赞成马克思和列宁对于国家所有的界定，但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究竟在说什么。
交通运输，银行、邮电等都属于全民所有。[7] 在这三种方案中，列宁认为，第三种方案极端保守，有退回到农奴制的危险，不应该支持。在讨论到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时，田家英认为，私有财产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此刘少奇说,有所有权，就有继承权，只有所有权，没有继承权，就没有道理了。江华提出，《森林法》应当修改补充。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提高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立法研究（13AFX006）。不过，与苏（俄）联对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同，中国大陆在1950年代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采取通过将领土范围内的所有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全部无偿国有化这种极端措施，也没有按照统一的、惟一的国家所有权来处理所有的自然资源产权问题。
有时土地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所有权之标的，但这时所谓国家也者，不过是一个集体的资本家而已，不过是剥削阶级的社会组织而已。相反，我们要在现行法秩序内推动国家所有权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他们指出， 国家独享的土地所有权，与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主权有着密切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只是：土地不是公共所有，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级对立。
相似的观点还可以参见前引[苏]卡山节夫（1950）书，第97页。[50]笔者理解这种良苦用心，但并不认为这种思考路径和研究结论值得支持。
这种社会主义虽然试图用土地国有化等方式实现国家对于土地的垄断，其结果必然是，国家的垄断最终蜕化为国家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垄断，人们将因此失去珍贵的自由。（3）以А.С.斯季申斯基和古尔科为代表的政府编纂委员会主张土地私有制，反对任何形式的土地公有制，地方公有化也好，国有化也好，社会化也好，都一概加以反对。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一）没收一切地主祠庙等土地，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由苏维埃支配——凡是能耕种的都可以分到土地。
参见《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8页。1907年的列宁除了重复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并没有（也不愿）给出进一步有操作性的方案。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2]私有制消灭以后怎么办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称，资本因此不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Capital is therefore not only personal; it is a social power）。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
相反，土地所有者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却完全是多余的。社会上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也会绝对没有，因为造成剥夺的根源的东西—剩余价值—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不过，历史的梳理表明，前苏联法和中国法在建立国家所有这个制度时，并没有误解国家在财产法上的所有权与国家对领土的主权之间的关系。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及公私合营企业使用国有土地时，由当地政府无偿拨给使用，均不须交纳租金。其指出，国有土地，系指土地改革法第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五、二十六各条及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第九条所包括的土地以及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团体等所接收、接管和征用的土地而言。所以，请允许我暂且打住，随后专门撰文讨论相关问题。
[32]《宪法草案初稿讨论意见汇辑（十）》（1954年5月6日），资料来源同上，第167-168页。土地国有化就是全部土地收归国家所有。
所以苏联土地法中只有关于土地配给及国家从土地使用人收回土地之条文，而没有移转（即脱离所有权人）之条文。第二次和第三次则是出现在第10条第1款和第2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其还同时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第10条）。[苏]卡山节夫（1950）书，第98页。
